劉守英:婦女作為人的權利

社會新聞
2022-04-25

婦女人權被提出來,本身就意味著作為一種性別的權利不平等,需要予以專門的關照。

 

2011年4月20日,廣西,28歲的農民魏鳳秀(音)和2歲的兒子。

 

文/劉守英

 

自打懂事起,我就為女性作為一種性別存在所應擁有的權利感到困惑。比如,為什么我們村那些婦女站在灶臺邊做完飯不上桌一起吃飯?為什么我姐姐不能上學而是十四歲就到生產隊的窯廠做工?為什么我們村那些能干的年輕婦女干著更累更重的活卻掙回的工分比男性少……這些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切,既引發我對女性權利的思考,也養成我從底層關注平等問題的視角。

 

何為“婦女人權”

 

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來講,有兩種權利是根本性的,一種是財產權,另一種是人權,前者關乎社會的物質文明進步,后者關乎社會的精神文明進步。一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本應作為人的權利卻被當作了財產,如果對這一扭曲的問題不加以解決,很難說社會是現代化的。

 

產權是社會強制實施的、對商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排他性和可讓渡性是其最重要的兩項權利安排。產權是規范人對物的經濟關系的權利安排,絕不包含人對人可以行使的交易的權利安排,即不包含一人對另一人具有排他性占有和實行交易的權利。

 

人權是人之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安全權和財產權!皨D女人權”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婦女,二是人權。廣義的婦女是指所有年齡段的女性,包括成年女性和未成年的女性。

 

所謂人權,包含以下含義,是 “每個人”的權利,是所有人、任何人和人人所享有的權利;是每個人“作為人”的權利,是每個人基于人的共同屬性、固有尊嚴和基本需求所享有的權利,是每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人權是一種權利,但并非所有的權利都是人權。

 

所謂婦女人權,是指婦女作為人,所享有或者應當享有的自由、平等和生存發展的權利,是婦女基于固有的人的資格和身份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婦女人權之所以要加以突出和強調,是因為在普遍人權中,占支配性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權利敘事,女性人權被堂而皇之甚至理所當然地忽略。

 

在歷史的長河中,女性的地位和權利處于近乎空白和漠視的狀態,國家立法和社會制度對男女地位、權利安排處于天平的兩極,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女性更是處于被歧視、甚至被摧殘的對象。因此,婦女人權被提出,本身就意味著作為一種性別的權利不平等,需要予以專門的關照。

 

本文作者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黨委書記兼院長。

 

婦女被作為財產

 

觀察人類文明與社會進步,性別視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婦女權利不僅和制度有關,也與環境、發展、文化、人性有關。強調性別視角看中國社會的進步,最重要的是本來享有人權的婦女被當作占有和交易的財產的改變。

 

中國社會歷史上長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歷史,婦女地位一直低下,女性服從于父權制的統治,女性長期附屬于家庭,附屬于社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社會分工的變化,家庭內部分工更加分明,男子逐漸成為社會乃至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謀取生產及生活資料,維持社會與家庭的正常運轉。

 

從此,女性的活動范圍漸漸局限于家庭之中,生育與撫育子女以及操持家務成為女性“應當”的責任。同時,婦女喪失了人格與身體的雙重自由,成為男性的奴隸,成為財產,可以隨意交換與買賣。

 

在歷經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各種男女不平等情形日趨發展成熟,形成一系列約定俗成的禮教習俗和保護這些不平等的律法條文,這些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構建的秩序牢牢縛住女性。

 

“三綱五!薄梆I死事小,失節事大”“男主外、女主內”“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大量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觀念成為社會“共識”,女性無基本人身自由,理所應當地無婚姻自由,在家庭中只是男子的“內人”,纏足、納妾等社會陋習一度長期存在,這些習俗與觀念受神權、宗法、政權、族權、父權與夫權制約。

 

由此,底層婦女被作為一種財產。在人口過剩、性別比例失衡和土地資源緊張下,底層社會大量存在一妻多夫的行為,底層男性賣妻/拐賣婦女現象嚴重,涉及買奸、賣奸、買休、賣休這類案件數量非常龐大。

 

妻子買賣與小農的土地買賣存在著一模一樣的用語和很多類似的行為,包括典賣、賣休,甚至還有要求漲價的行為。買賣雙方通常采取各類策略規避政府監管,地方官員往往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做法。雖然其中有些婦女主動犯奸,但實際也是被生存逼迫,如果被賣給別人,可能還有一口飯吃。

 

2017年8月19日,重慶市南川區大有鎮大保村,老人們喝著油茶談論家事。

 

盡管傳統法律強調“禮義”,但不必夸大。對于一部分男性來說,他們對“禮義”的理解更多是為自己牟利,并且以此來繞過法律的制裁。比如一個婦女會被賣給好多人,而官員的查案過程也極端復雜,涉及被賣婦女及其原生家庭、多個買家及其家庭成員、中間的“媒人”等。

 

正如學者研究表明,當國家權力觸及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時,這種權力運作形式不是簡單的國家主動——民眾被動的關系。權力必然會和社會的實際、人的生存狀態以及文化產生碰撞。

 

針對這類行為的判決與處理,傳統中國的法律往往不得不采取儒法合一的觀點,即將柔性的道德原則與強硬的刑法/行政手段結合,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呈現出非常復雜的解決措施。

 

一方面縣官在判決關于婚姻家庭類案件時,大多堅持道德主義的準則,認為那些違背道德準則的人都應該受到相應的懲處;另一方面作為父母官,盡管涉案人違背了相應的道德觀念,仍然要考慮到他們的現實,減少甚至不對他們進行懲罰。

 

賦予婦女人權

 

19世紀末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孫中山等先后提出男女平等思想,推動禁纏足、興女學、辦女報等活動,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同挽救民族危亡緊密聯系。五四運動前后,愛國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進行了爭取婦女權利、實現男女平等、推動婦女社會參與等方面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正式成立伊始,就以解放婦女、實現男女平等為己任,自覺肩負起領導廣大婦女爭取解放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堅持把實現婦女解放和發展、實現男女平等寫在自己奮斗的旗幟上,始終把廣大婦女作為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始終把婦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領導我國婦女運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婦女權益保障法》,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保障婦女基本權益的專門法律。立法機關越來越從微觀層面關注婦女權利保障。例如,1994年制定的《母嬰保健法》,1997年修改的《刑法》,與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等法律分別從母嬰保健、打擊侵害婦女犯罪以及防治家庭暴力等方面對婦女的特殊權利作出了專門的規定。

 

1980年,北京的清晨,“小腳老太太”們聚集在香椿胡同口。

 

同時,2005年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對社會普遍關心的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家庭暴力、性騷擾、農村婦女土地承包及相關財產權益等問題作出新界定。

 

2001年中國制定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年)》,首次將“貫徹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寫入中國婦女發展綱要的總目標。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

 

在中國人權事業不斷發展、性別主流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性別視角或者權利模式逐漸成為當下社會保護婦女權利的共識。

 

需要解決的問題

 

任何權利如果不被保護與實施,就不成為權利。女性權利作為一種人權,如得不到有效保障與實施,就實現不了女性的權利。當前,中國在保障婦女權利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要進一步提高社會性別意識,促進女性權利全面提升。男女性別平等是我國憲法、婚姻法早就確立的基本原則,但在現實生活中,婦女平等權的實現還存在巨大阻力,性別歧視甚至侵害婦女的現象不是個案發生。

 

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易被排擠到低層次、低職位、低報酬的工作。一些單位不愿意接收女性,通過有關針對女性的限制性條件,拒絕女性入職。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到“女生機會更少”,用人單位存在性別偏見。

 

近年來,因為就業性別歧視而訴至法院的案件不斷增加,在教育領域同樣存在著性別歧視,一些中學或大學按照性別來劃定錄取分數線,女生的分數比男生高很多,學校聲稱是為了男女生比例協調。這些行為背后隱藏的邏輯卻是對女性的公然歧視。

 

2018年12月20日,貴州黔東南,丹寨縣卡拉村向貧困村民傳授省級非遺項目卡拉鳥籠編織技藝。

 

對于就業和教育等領域的性別歧視,應當建立性別歧視的多渠道救濟機制。對相關單位和人員進行處罰,現實中已經有多起這樣的個案,通過典型案例和指導性案例的發布,產生更廣泛的效果。

 

婦女權利主流化是提高社會性別意識的一個重要路徑與方法。社會性別意識的提高及主流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社會性別意識的提高一方面要加大立法以及政策制定與實施,另一方面更有賴于全社會的認同和實際生活中的接受以及實際行動的轉化。

 

其次,要加大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的處理,保護女性基本權利。性騷擾是性歧視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男性針對女性的騷擾。男性針對女性的性騷擾主要發生在工作場所、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騷擾者往往處于強勢或相對強勢的地位,如職場女性受到來自上司的性騷擾,學校女生受到來自校長或老師的性騷擾,公共場所女性受到來自身體強勢者的性騷擾等。

 

盡管立法對性騷擾做了禁止性規定,但由于剛性不足,懲罰力度不夠,導致性騷擾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屢禁不止。2017年3月發布的“高校性騷擾調查數據”顯示,在接受調查的6592名高校大學生和畢業生中,69.3%的受訪者表示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

 

“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也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42.4%遭遇的性騷擾還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騷擾。性騷擾背后隱藏著的是男女權利、資源的不對等關系,反性騷擾機制的普遍缺失為性騷擾創造了條件,因此,出臺和實施更大力度的校園以及職場反性騷擾機制刻不容緩。

 

在家庭暴力問題上,我國民間打老婆幾乎是一個“傳統”,這一陋習延續了幾千年,直至今天依然改頭換面,死灰復燃。所謂家庭暴力,根據我國《反家庭暴力法》第2 條規定,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2015年2月18日,山西永濟,幾名小朋友跟著大人學跳廣場舞。

 

我國《婚姻法司法解釋(一)》也對家庭暴力進行過界定,由婚姻法司法解釋以及反家暴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家庭暴力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對身體的暴力,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實施的身體侵害;二是對精神的暴力,家庭成員之間以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精神侵害。

 

家庭暴力是對人身權利和公民尊嚴的一種嚴重的侵犯。在我國,家庭暴力長期被認為屬于“私人問題”“家務事”“家庭瑣事”,因此,面對家庭暴力,警察往往對求助的女性予以敷衍,讓施暴者一次又一次逃脫譴責和懲罰,致使家庭暴力現象禁而不絕。

 

與此同時,社會輿論對遭受家庭暴力、特別是性暴力的婦女缺乏理解,指責受害人的現象大量存在,導致多數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不愿意和難以求助,使得暴力行為不能有效減少。

 

中國法律明確反對性騷擾、家庭暴力與虐待婦女等行為,反對任何領域存在基于性別的傾向性歧視。但是,對于婦女權利保障的現實與發展要求來講,法律定義、法律體系仍然需要不斷完善,也需要建立相應的預防、應對和救濟機制。例如,新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一個重要立法進步,但是司法實踐中對于家庭暴力的認定除了受法律規定自身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到政策、法官個人認知差異以及社會現實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與臨時庇護制度等的細化和具體實施,仍然需要在實踐中進行不斷探索。必須從法律援助和行政措施上加大對家庭暴力的干預與懲戒,對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切實的保護。

 

對于性騷擾和家庭暴力,同樣要建立多元化預防和治理措施,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為受到侵害的婦女提供一站式服務。

 

2018年7月11日,河南鄭州,鄭東新區一正在施工建設的公園內,幾位外來務工女性席地而睡。

 

第三,要加大對邊緣群體婦女尤其是少數民族婦女、貧困婦女、農村婦女、女童以及老年婦女等特殊主體的權利保障。邊緣群體的婦女有很多種類,但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困境婦女,包括身心殘疾女性、家庭貧困女性等;二是農村留守女性。她們是典型的弱勢群體,自我救助或解困的能力較為欠缺,亟需國家和社會予以扶助,讓權利的陽光普照在她們頭頂。

 

我國現實中的困境婦女,主要是指因身體因素或經濟因素等導致困難的女性。如身體殘疾,無法自食其力;經濟收入低、生活困難;患有慢性疾病或嚴重疾病;養育子女的壓力大或負擔過重;存在精神疾病或精神殘疾等,困境婦女多數都有或多或少的心理問題,需要政府和社會給予物質和精神雙重的救助和幫助。

 

農村留守人群,是在我國轉型時期,城鄉二元分立背景下,農村農民進城務工,女性(妻子、母親或兒童)或為了照顧家庭,或為了耕種農田,或為了上幼兒園上學等而留守在老家的情形。

 

農村留守人群主要包括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留守人員中的女性成員往往生活艱難,承受多重壓力,需要國家和社會予以關注。以留守婦女為例,丈夫外出務工,妻子留守農村,負責照顧老人、未成年子女以及家里的農活,不僅事務繁雜,而且沒有外援幫助,身心因長期疲乏而受到損害。

 

現實生活中,留守婦女的問題主要有:因過度勞累而身體健康受損;因勢單力薄被鄉村惡霸或不良企圖之人性騷擾、性侵或人身傷害;因丈夫長期在外,不甘寂寞與人通奸,事情敗露后引發惡性事件等。

 

2020年4月7日,貴州省仁懷市,幾名當地農村婦女走在上班路上。

 

農村留守婦女的權利保障鮮有關注,國家、政府、社會在給留守婦女的政策支持和制度關懷層面還缺乏更深層次的自覺。

 

留守兒童中的留守女童,其權利保護幾乎處于真空狀態,特別是父母雙雙外出務工的留守女童,其父母可能出于無奈將其托付給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親屬,而這對于需要親情滋潤的女童來說,無異于將其拋棄。因為年老長輩因自身的身體狀況、時間分配和教育能力,通常不可能承擔起臨時監護人的教育職責,他們能做的主要是給留守兒童一頓飽飯,至于心理、生理或精神健康教育和輔導,通常無能為力。

 

已有的教育方法也會因深刻的代際隔閡而得不到留守兒童的認同,欠缺教育的權威。由此導致留守兒童,尤其是留守女童諸多社會問題,如沉迷網絡、濫交朋友、心理障礙、學習障礙等,還可能受到外來侵害,如校園被欺凌,或被不軌之人欺騙而遭遇性侵或猥褻,其后果不堪設想。

 

留守老年婦女,也是常見的弱勢群體。兒女常年在外,身體好時,尚可以在家從事家務和農業生產,但年歲漸長,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逐漸力不可支,這時連基本生活都難以自理,何談其他權利?我國留守老人的自殺數逐年增多,個中原因令人深思。使老年婦女免受年齡歧視的問題,將老年婦女從煩瑣的家庭事務脫離出來,以及男女同齡退休等問題仍然影響著老年婦女權利的保護。

 

2009年1月17日,山西運城芮城六官村,村里的留守婦女們聚在一起學習敲鑼鼓。

 

對于這一群體,國家和社會可以采取一些綜合性的舉措予以干預。對于困境婦女和農村留守婦女,政府和社會應該給她們更多地賦能,增強其脫離困境的能力。加強技術培訓和就業指導、拓寬就業渠道,幫助貧困婦女群體脫貧致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多層次的救助制度,幫助困境婦女增強生活信心,戰勝困難;同時改革戶籍制度,逐步打破城鄉二元壁壘,給留守婦女的家庭團聚提供制度支持;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因地制宜發展當地經濟,讓更多的打工者回鄉創業,從源頭上去除產生留守婦女的環境。

 

第四,要強化中國婦女權利保護的法律實施。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是當今社會追求公平、正義與平等的重要主題,也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目標,還是衡量一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尺度。中國已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以民事法律法規、行政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等為配套,包括國家各種單行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在內的保護婦女權利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

 

而法律的作用重在實施。要通過加強全社會性別平等的法律意識,建立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嚴厲打擊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完善婦女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與矯治制度,讓婦女的人身權利與財產權益得到相應的制度保障。

 

圖片來源:IC、視覺中國、CNSPHOTO、受訪者提供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萬小軍